我的故事

兰医生 HOM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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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小札

　伤－－怀念父亲

　　　　　　我面前的这张黑白照片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照。那是在十八年前的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人吃年夜饭时的合影，全家人围桌而坐，大家相互举杯道贺。

　　父亲穿一件旧军衣，微黑、消瘦的脸庞带着笑容，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围桌而坐的儿孙们，那目光中又隐约流露出一丝抑郁之情。令我触目心痛的是父亲左侧额头上那块新添的伤痕。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每每看到这伤痕，仍禁不住簌簌泪下……
　　八三年的春节，是父亲在人世间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当时，全家十七口人，大大小小、东南西北的都回来了，同聚在吴家园这栋临时改装、显得拥挤的住房里过团圆年。我那时刚分娩不久，小女儿尚未满月。房屋因年久失修，暖气不热，父亲担心冻着孩子，就（1955年父亲授衔照片）在室内架起个铁炉。他把火生得旺旺的，每天收听天气预报，一天看几次室内的温度计，外面虽然是数九寒天，我的家里却是暖融融的一片。
　　除夕前的一个夜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有的已进入梦乡，惟有坐在沙发上看书的父亲在等着给炉子添煤封火。夜已很深了，父亲径自到屋外的煤堆去端煤，院子里很黑、很冷、路面也很滑，年迈的父亲不小心跌倒了，他左额头上被磕破了一个不小的伤口。当父亲端着满满一簸箕煤块，气喘嘘嘘地推开家门时，额头上的伤口还在淌着血，他却全然不知。看到这情景，我忍不住哭了，望着年已花甲，体弱多病的父亲，想到他不久前作过开胸肺叶切除手术，空手走路都气短，何堪承负这重活？我流着泪对父亲说：“家里这么多人，谁都可以去端煤，为啥非要自己去，摔成这……”“不要紧，涂点红药水就行了，”父亲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又吃劲儿地往炉堂里添着煤块。
　　那个夜晚，我久久难以入睡，泪水浸湿了大半个枕巾。我为父亲新添的伤痕哭，我更为父亲心中的创痛哭……
　　父亲少年出家，16岁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吃尽艰辛，建国后也做过许多大事。父亲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勤奋努力，任劳任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时刻，他经常战斗在艰苦困难的地方。
　　那时，父亲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连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记得上小学时我曾写过一篇获奖作文“我的爸爸”，我用稚嫩的笔描写父亲在深夜伏案工作的情景，描写父亲在我幼小心灵中那严肃、威武又不乏慈爱的高大形象。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每学期发的新书本，都是父亲亲手为我包上书皮，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年级、班级和我的名字，父亲喜欢写繁体字，那刚劲有力的笔墨中饱含着对我的关爱和期望。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的“五一”节，父亲总是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带领全家人到雁滩公园，每年这个时候，我和弟弟都要反复地提醒父亲“你说过要带我们去公园去划船……”，这也是父亲每年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惟一的假日。在五月的阳光里，春风拂面，绿草如茵，花儿争相斗妍，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母亲和兄姐们相伴着，随着人流走向雁滩公园……那是一段多么美好和难忘的日子啊！
　　66年以后，父亲连这惟一的假日也没有了。当时一切秩序被打乱了，那场灾难让很多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父亲当时被军区党委委派到省委支左，以维持失控的局势，可悲的是一向以组织需求为己任的父亲，从此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67年各地派性组织武斗成风，大哥被“革联”组织抓走，当时，两派组织的矛盾正处于白热化，一触即发。大哥被抓的第三天，看守大哥的一位老工人打听到我家，来给父亲报信“你们要赶紧想办法救人哪，孩子被打得太惨了，再救不出来，可能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这位老工人还对父亲说：“我回去什么组织都不参加了，这叫造什么反？简直是造孽呀！”当时父亲在省革委会政治部任主任，他对母亲说，“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作为支左干部，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搅和进去。”

　　母亲那时因此事高血压病犯得很重，病卧在床，深夜，父亲和母亲在焦虑和痛苦中难以成眠，母亲伤心和绝望地问父亲：“他们把儿子打死了，总得给我们还个全尸吧？……”黑暗中，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沉默不语。我把头蒙在被子里低声抽泣……几天后中央的5号文件救了大哥一命（8月5日中央文件下达后“革联”组织自溃而散）。
　　那些年，父亲没日没夜地超负荷工作，终致积劳成疾，如若不是这些原因，父亲是不会6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做为一名工作在第一线的党的干部，父亲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是忠诚而严谨地执行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在过度的辛劳中，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肝硬化病情在不断地加重，合并了糖尿病。母亲多次劝他住院休息治疗，可是肩上的担子和繁忙的工作哪里给父亲一点喘息的机会。其实在文革中期，父亲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看法，曾多次向省委书记提出要回军区工作，不再担任地方领导职务，可悲的是一次次的申请被一次次地驳回。最后，父亲终于身不由己被卷入了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后来父亲交卸了领导职务，在煎熬中度过了近两年与世隔绝的日子。此后，父亲整个人都变了，许是因赋闲，许是因悲郁，已往难得闲暇管家事的父亲，不顾自己患病在身，竟一门心思地把精力都用在了家庭琐事和儿孙们的身上。
　　父亲养了十几只鸡，并种了一片菜地。锄草、浇地、喂鸡，父亲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仿佛要在这劳作中使尽他的最后一点气力。每当父亲把一筐筐鲜嫩的蔬菜，一篮篮新鲜的鸡蛋送给儿女们时，他那两鬓斑白、苍老而又憔悴的脸上，总是流露出坦然、欣慰的笑容（“激情燃烧的岁月”电视剧我看了三遍，石光荣的晚年形象太像我的父亲了）。

　　记得有一天，父亲兴冲冲地从街上回来，为我的小女儿买回一件粉红色缎面斗篷，还买了块素雅的紫底白花的花布：“小兰，用这块布给芳芳缝个小被会挺好看的，喜欢吗？”我默默地点点头，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至今，每当我看到这紫底白花的小被，就仿佛又听到父亲那慈爱的话语：“喜欢吗……”。父亲的多半生都在为公家的事奔波、忙碌，哪知晚年却如此颓唐，情郁于怀，触目伤怀，自然要发之于外，而这个十几口人的家庭，许是他聊以自慰的唯一了。
　　父亲一生生活简朴，当了几十年领导干部，仍未失掉他那农民儿子的本色；父亲一生正直、刚强，品德高尚，无论是他的战友还是他的下属，无不敬佩他的人格；父亲一生廉洁奉公，去世后留给子女的是生前因到外地看病借下尚未还完的数百元欠款。（79年父亲因患肺部疾患，到上海做开胸肺叶切除手术时借了公家几千元钱，从那以后，父亲让母亲每个月从他200多元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以还欠款，这笔欠款一直到父亲去世还未能还完）。父亲作为一个部队的军职干部，又曾兼任过省组织部长，省委常委，如今，谁能相信这样地位的干部生后会给子女留下一笔欠款，然而这却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家里事情。父亲从来对自己　　　　和父亲在临潼(1979年冬)

和家人要求都很严格，决不许搞特权，更不许以权谋私。父亲在职时就对母亲定下规矩：凡是上门提东西送礼的一律不许进家门（尽管那个年代给领导干部送礼之风远不及现在这样盛行）。直到父亲去世，家里不仅没有什么储蓄除了公家配置的营具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父亲生前曾风趣地对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攒’下了五个孩子。”
　　这里我摘录下父亲的战友，曾在北京总政工作的唐叔叔83年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我接到你遥告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我极为悲痛难忍，顿时泪湿衣襟，我妻子和孩子还以为家里出了事。你父亲是我的长者，也是我的严师，对我在部队的成长起到重大作用。他的为人，那样平易和蔼，谁人接触过后都无不赞赏不绝。他的逝世，实在太突然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毫无私心，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的勇士。在他身上我们有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这饱含深情的话语中，我为父亲感到宽慰。同时，我更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如今，父亲离世已十余载，这张照片和父亲额头上的伤痕，却给我心灵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和创痛，更有那无尽的思念。多少年来，我无数次地在梦中和父亲相见：父亲的病好了，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过去了……我一次次地问父亲这是不是在作梦？每次都清晰地听到父亲对我说，“真的好了，不是梦……”可一次次地醒来，依旧是那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梦。多么折磨人的梦啊！可我又多么愿意做这梦，因为如今，我惟有在这梦中，才能和我那忠诚、刚毅，慈祥、善良的父亲相见……
　

　　　　　　　　　 1995年10月18日（写于父亲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