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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小札 生命是一道彩虹
孙小五
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如果要问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我想绝大多数人一定回答是生命。当我们从娘胎里呱呱落地时,也许还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我们还处于混沌、懵懂之中。对生命的感知应当是在启蒙之后,一天天、一年年明晰起来。终于有一天,我们惊异地发现生命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热爱、眷恋,因为生命意味着你能看到绚丽的晚霞,嗅到花草的芬芳,触摸到亲密爱人的肌肤,听到美妙绝伦的音乐和歌声。 我深爱和感激的弟弟小五 灾难我们常在书籍、影视、报刊杂志里看到,未曾贴近的灾难是是陌生的、模糊的,似乎是隐隐的提示我们生活还有着不尽美好的一面,可那都是旁人,能引起触动的不过是一掬同情之泪,一声深沉的叹息。当终于有一天灾难降临到你最亲近的人身上时,你会猝然发现,残酷的现实和悲惨的命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如同达摩克利斯的那把剑,它时刻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锋利、闪着寒光的剑锋随时随地即可挥落,根本不容你回过神来。于是,我们沉痛的感受到,生活原来并不总是鲜花和彩虹,生命也绝不是轻松的旅程。命运让我们承载的还有血和泪,还有不堪重负的悲伤和痛心。生亦何苦,死亦何哀,当生与死这亘古不变的交替、轮回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时,你会发现这个课题是那么严肃、冷峻、沉重而无奈。也许,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深深地悔悟,我们以往对生命是不是没有给予足够的慎重和珍惜。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父亲是37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我是他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孩子多了就没有什么掌上明珠之说,但父母和哥哥姐姐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我从未因父母的溺爱和哥哥姐姐的呵护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这些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自然的,也是可贵的,当我走上社会独立生活后,它们没法再跟随我,更不能伴我终生。作为军人,父亲对我们子妹五个要求非常严格,他的正直给我的一生都打下了烙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孩子们的前途并没有很多的选择,从68年起,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陆续都入伍参军,走进了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大学校。按排序,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家的,如果不是面临着上山下乡的局面,父母其实是想把我留在身边的。养大了这么多孩子,都像鸟一样的飞走,家中的冷清是可以想象的。从小我对家庭的温暖感受颇深,以至于对所有的亲人产生了过深的依恋。特别是看到父母一天天苍老,心里常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生怕他们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我甚至萌生过有悖于常理和自然规律的奇异念头,我想是不是我应该先离开这个世界,在遥远的天国等待我的亲人,因为我怕自己承受不了失去亲人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悲伤。我在家中最小,一想到所有的亲人或许都会先我而去,心中就不寒而栗,我担心那一次次的生离死别会摧跨自己那颗脆弱的心。 命运从不因哪个人的善良而垂顾与他。83年10月我还是失去了父亲。经受了巨大的悲痛之后,我默默的叮嘱自己,要用活着的每一天竭尽孝道侍奉母亲,善待我的亲人和朋友,用真诚和爱心面对自己周围的世界。 灾难,不管多么巨大,有时降临却是无声无息。我不知道人的一生要遇到多少灾祸和磨难。 99年初春,乍暖还寒,那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天气像这个季节大多数的日子一样,灰暗、阴沉。我接到姐夫的电话,要我回家一趟,我压根儿没想到有什么不幸的消息,二姐生病有些日子了,可我一直认为是感冒。猛然间听到白血病三个字,我脑子一时还没反映过来,定了定神儿,才想了一句话,怎么回事儿,不是感冒么?我毫无精神准备,懵懵懂懂,天像是压了下来,心已乱了方寸。不能啊,小兰刚从东北复员回到母亲身边,好日子才开始,女儿还小,更主要的,她才值中年,后面还有多少美好的事物等待着她,怎么会?……白血病,不就是血癌么?命运再一次向我们垂下了那张狰狞的脸。 二姐小兰和我年龄相差无几,仅比我大两岁。她是典型的O型血性格,喜怒哀乐形于言表,有时显得过激。小时候我们也曾为一些如今已无法记起的琐碎事情吵翻了天,扭打在地,滚作一团。今天想来,那不过是童年时生活的浪花和点缀,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了童年的回忆。总的说来,她和其他哥哥姐姐一样凡事总让着我,从未有过让我怨恨至今的什么情节和片断。相反,当我们都成年以后,她对我的关心却常常温暖着我的心。我入伍后最初的日子,每月只有几元钱的津贴费。她那时已经提干,总是用工资资助我,补贴我,特别是我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读书的三年多里,她几乎是月月给我寄钱,因为那时学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子妹五个,我俩年龄相近,交流也就多一些,经常通信,谈谈成长过程中的感想,互相勉力。我和小兰在年轻时都曾因恋爱出现过问题,我们曾彼此相互倾吐苦恼和忧愁,在对生活的共同感触下,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父亲过世后,兄弟姐妹虽然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但又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大家庭”还在。每一个节假日,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就像鸟儿投林一般总是领着爱人和孩子归聚到老母亲这里。就如同歌里唱得那样,常回家看看,如果没有特殊事由,这几乎是我们铁定的日程。我们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在一个家里生活。我们都极为珍惜这个“大家庭”,我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融融的亲情几十年来始终维系着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血脉相连的骨肉情在这个家里从未消失过。 我轻轻地走进房间,小兰在沉睡。是病痛还是心灵经受着巨大的负担?她紧闭的双目在眼帘背后看到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白血病不会让生死在须臾之间,这对病患者来说更残酷,因为它会让你亲眼目睹死神一步步逼近,让你听到咚咚而至恐怖的脚步声。人在面临灾难时的无奈是生命最大的悲哀。我背身走到窗口,泪水早已潸然而下,洒落胸前。我该怎么办,面对亲人的不幸,我能做些什么。当我擦干泪水出了房间,看到年迈的尚不知情的母亲时,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句话:“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一刻我就深知这痛苦是我所不能承受的。 接下来几天,我就像是幼儿园的孩子一般,天真地等待那其实已毫无疑义地“确诊”。给小兰初诊的医院本来就不是小医院,小兰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多年。给她化验的是她的老朋友,谁敢开这样的玩笑呢?那是一段揪心的日子。确诊那天,我回到家里后,不言不语,空气沉闷的似乎已凝结。当妻子忍不住开口相问的那一刻,我失声痛苦起来。几天来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悲伤和痛苦随着泪水一起涌出。我深深地哀叹小兰和这个家庭的不幸,一切都变得那么真实,又残忍的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与命运抗争。 有关白血病,以前我从日本电视剧“血疑”的故事中知道那是一种不治之症,血癌让主人公幸子走向了最后的悲剧结局。小兰患病后姐夫和我四处打听关于白血病治疗方面的新信息,也了解到骨髓移植可以治愈白血病。除此之外,传统的疗法是化疗,缓解,复发,再化疗,再缓解,再复发。生命就在这恶性的循环中被蚕食殆尽,只有骨髓移植可以根治,别无它法。小兰那时已住进医院开始化疗,她对自己的病情全然了解,因为她本身就是医生。正是由于她的职业,见惯了生与死,她反而显得很平静,起码在人前从未露出低沉、沮丧、灰心和绝望的神情。她的镇定和从容感染着身边的我们。我不由地开始幻想,情况或许并不那么糟糕,也许一切还有希望。 我和姐夫商谈时,大家的愿望和心情是一致的,要采取一切办法,尽所有的努力,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治病,治好病。尽管我对治疗一窍不通,但这不影响我以理智作出的判断。有一天,我和妻子吃饭时,谈到了骨髓移植的事情,说到也许有一天需要做移植手术,如果我被选中,我不会迟疑的。妻子沉吟片刻,她同意了。而这时为小兰做骨髓移植的事还未提上议事日程,两个多月后我们才去做了配型。我当时只是有一种预感,移植是唯一一条路,而我也许就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这念头一天天明晰,日趋坚定,我们大概已别无选择了。悲伤、哀愁只是感情使然,无济于事,情感是抽象的,凌乱的,有时是对精力的浪费,它连小小的沙粒都无法搬动,而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行动却能移动整个世界。 配型尚未做,可我总有一种隐约的,难以确定的思绪萦绕在怀、那是挥之不去的预感,我认为能配上型的会是自己,我和小兰有着许多相近之处。记得小时候,我嗓音未变之前,我俩的声音、语调极为相似。有时母亲呼唤小兰,我故意搭腔,连母亲也分辨不出。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幼儿园,那年又是同时出麻疹,隔离在同一个病室。有些看来似乎是巧合的事情,其实必有其内在的原因,我俩从父母那里承袭的遗传信息有着多于他人的共同点,多年以后小兰的这一场大病无疑证实了这些。 那年4月,我出差在广州,心里始终放不下小兰的病情。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每当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回过神来,就会感到沉重、抑郁,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闲暇之余再也没有轻松、愉快的心境了。小兰正在化疗,我们都明白那只能缓解,并不能治愈。往前看去,依然是灰暗的、不明朗的前景。骨髓移植越来越多的被提起。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导,上海有一个17岁的男孩患了白血病,庆幸的是在十分不易的情形下,他找到了配型相同的骨髓源。那是一个女大学生,她本人起初也同意捐献。本来这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如果这个男孩和女大学生的的故事能按常人的愿望和世间的情理进行下去。非血缘的配型在祖国大陆其难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据说是万分之一。尽管我们有13亿人口,可我们的骨髓库尚未建立,资料少得可怜。女大学生的父母出面干预,中断了拟议中的移植意向。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考虑本无可厚非,但这行为排斥了科学,放弃了人道,放弃了仁慈和爱心的施舍,无论怎样也为善良的人们所惋惜。因为那意味着漠视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今天是怎么了,置古训于不顾,连救死扶伤这体现现代文明的主张也抛弃了。我似乎能看到男孩的父母跪倒在医生面前挥泪泣血乞求的情景,让人的心都抽搐。那17岁的男孩的生命最终还是逝去了,最令人揪心的是他曾经看到了生的希望,几乎触摸到那根救命的绳索。他离开这世界时想到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但这世界的冷漠必定寒透了那颗年青的心。他在天堂也许感到了温暖,因为上帝没有抛弃他,万分之一的几率上帝也曾给了他机会,抛却他的是人间的自私和冷酷。我惋惜年青的生命,感叹社会的麻木,因为我没有看到谴责造成悲剧原因的一字一句。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权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更别说是骨髓了,可菩萨讲,慈悲为怀,生命难道不是最值得悲悯的么?还有道义,当命运将拯救他人的唯一机会交付与我们时,我们肩头担负的不仅是责任,毕竟还有道义。我想那女孩连同她的父母今生或许会永远感到良心的愧疚。 继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如果是我怎么办?我想大多数心存善良的人是会去奉献的,因为不仅是良知和道德需要我们做,更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支持。骨髓移植已经过多年的实践,事实证明不会对捐献者造成伤害,上帝和现代医学都不会主张用一个生命去换取另一个生命。 我们子妹几个商定,去做配型,要给小兰生的机会。20世纪已到末尾,我心里有一个莫大的愿望,那就是让我的二姐看到新世纪的曙光,而且要活得更久。 5月16日,我们来到医学院,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夫也抽了血,尽管知道那徒劳无益。有时人们是不需要结果的,只要去做就会感动世界。两周后,我又做了第二次检验。一切如同我想象和期望的那样,只有我,也只应该是我。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的父母在有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之后,原本是不准备再要我这个老五的。 小兰的矛盾心理我从她脸上能看出来。对生的渴望和对我身体的担忧一定搅扰过她许多个夜晚。她曾几度流露出不做移植的念头。甚至在我到了北京住进空军总院后,她还提出过放弃移植。我入院检查时发现我的血小板低于正常值,小兰为此坚决拒绝做移植,可医生劝她理智一些,说我的血小板低可以想办法,也许化验有问题。我又进行了第二次化验,我的血小板正常了。我们都已至中年,我的身体状况在子妹几个当中算是不错的,换了别人情况更糟。既然命运都已作出了选择,我们就不应再有什么犹豫,我意已决。 小五、小娟和儿子尧尧 面对妻子和儿子,我却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我毕竟不是孤零零孓然一身,还有自己的家庭和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其实不属于自己。尽管我知道他们不会阻挠,但我还是没有与他们商量。妻子和儿子深明事理,言行中从未流露出不愿意,但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深深地替我担忧过。儿子几年后在信中讲,我做手术的前一夜他一宿没睡。十几岁的孩子,在亲情、道德、生命和未来这些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上必定反复权衡、取舍过,在支持和担忧的同时,他也一定为父亲感到了骄傲,我也为儿子事后袒露的心声深为感动。妻子在我的行为中看到了什么,她一直未曾同我谈及,但有一点我深信,跟我生活在一起,她又一次感受到了踏实。妻子在我的行为中看到了什么?我的抉择,她的真实感受,我们一直未深谈过。但有一点我深信,她毫无疑问是支持我的。 妻子小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受过良好教育,深明大义。她对我的支持出自真诚,但对我的担忧也必定发自内心。说起来,我俩相识已经有三十多年。在小学一起读书,参加文艺宣传队,成天抬头低头都见面。我们的父辈是同事、战友,两家在同一个栋楼同一个单元上下楼住过。从两家父母到兄弟姐妹熟悉得和一家人一般。她当兵比我还早两年,14岁就参军走了。我们俩走上社会成年后都曾寻找过自己的世界,转来转去,最后殊途同归。既然两小无猜,何须踏雪寻梅,缘份原来是天注定。和我结婚后,这些年我家里一挡接一挡地出事情,父亲去世,母亲生病,大哥病危,二哥失去音讯,小兰又患绝症,我时常感到身心疲惫不堪,妻子小娟在照顾我、宽慰我的同时,总是默默与我一起承受,分担着生活的重担。这一次,事情非同一般,我要作出的牺牲不同寻常,因为我也不甚清楚捐献骨髓到底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可无论怎样,做这件事我义无反顾。她心里会如何感受呢?她决不会阻止我的,因为她对我相知甚深。我知道我们不会为此发生争执,她富于理性,富于同情心,更主要的是她心底善良,一定会一心一意支持我给小兰捐献骨髓,但我们还是避免谈及这些。剥开坚强的外表,其实她也有一颗柔弱的心。她对我的担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我是她生活的支柱,万一有什么不测,她会茫然不知所措,理性和感情有时就是难以调和。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快20年了,平日里夫唱妇随,亦步亦趋,她总是遵从我,依靠我。记得83年我调到陆军第47集团军工作,她宁愿放弃大城市安逸的生活,不辞辛苦,毅然决定与我调到一个部队,在渭北一条荒凉的山沟里和我一起住窑洞,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艰苦岁月。她对我的依赖,在这个关头使我心中十分不忍。我自己到没有什么,可以轻易地作出决定,可对她毕竟两难。我们俩都明白,为救小兰已别无它法。我们不作深谈,其实是有难言之隐。小兰住院时,妻子和我的大姐轮流在医院陪护,我们大家都去北京为手术作准备时,妻子小娟独自在西安照顾两个孩子和老母亲。当我手术后回到西安,她看到我腰部那密密麻麻的针眼,难过的暗自掉泪,但她又不愿让我知道。为了给我术后补养身体,自幼就见不得杀生的她,天天到市场买活鱼、活鸡和活甲鱼杀来给我熬汤。今天想来,若非至亲至爱,孰能如此。我从心里感激她。 青梅竹马的小五和小娟 99年夏天的北京,酷暑难当。我住进了空军总医院。移植的准备工作开始了。第一次从我血管里抽出了400毫升血,我别过脸一直未看。打小我就对血过敏,行话管那叫“晕血”。隔了一周,又抽了800毫升,这些都是为我自己手术时备的血。抽完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就是脚有点发软。手术前一天,我独自来到雍和宫,怀着虔诚的心烧了一柱香。这和信仰无关,如果说还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寄托美好的愿望,达到心里的平和和祝福,我也仍然会去做。小兰已于一周前进入了层流室,手术前我们已无法再见到她。可我知道她正命悬一线在鬼门关上等待着救命的骨髓。7月29日上午8点我被推进手术室。因为不知道程序和方式,心里略微有点紧张,但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豪情还是压倒了恐惧,我显得很平静。1200毫升骨髓血从我的髂骨一点一点抽出,最大号的针管扎了近50下,耗时3个小时。我始终保持着清醒。虽然注射了麻药,可钢针入骨时,那一次次的感觉还是那么明确、清晰,不能说那不痛苦,可一想到这痛苦是为了挽救生命,那么就值得。我在想,每一次生命的救治是不是也会有灵魂的救赎呢?其实,在淋漓的鲜血面前,想到庄严的而宝贵的生命,高尚、无私这些字眼显得空洞、乏力,人在紧要关头,心中真实的想法和情感可以是日积月累的浓缩,也可以是莫名的突如其来,肤浅的语言和文字是不足以承担表达的重荷的。那天我从手术台下来后,心中非常宁静,如同完成了一项使命。唯一感到不踏实的是小兰还将在生死线上挣扎很多天,那种脱胎换骨、重生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我相信她会闯过这一关。人说,在生命垂危之际,意志薄弱者坠入黄泉,意志坚强者可以攀上地平线。 手术后第四天,我独自乘火车返回了西安。从表面看,我和以往并无不同,身体虚弱只有我自己感觉而已。几天后我就上班了。大部分同事根本不知道我请了这么多天假是做什么去了。注意休息和营养,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在西安,我每天往北京打电话询问小兰的情况。20多天后,她的各项化验指标开始变化,血型逐渐转了过来,从今后,她将和我成为同一血型。血浓于水,在拯救生命时,这词语显得格外贴切。后来,我曾反复在心里思忖过,如果不是一母同胞的姐姐,换了别人,自己会不会仍义无反顾地捐献骨髓?这是虚拟的问题,未曾发生的无从假设。但经过了那场手术,我今天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有了亲身经历,我认为所经受的那点痛苦与挽救一个生命绝不可同日而语。就像轻轻弯腰撒下一粒种子,尔后将收获金色的秋天一样,举手之劳的善行谁能拒绝呢?那17岁男孩的生命失去得是那样叫人扼腕、痛惜,我衷心地希望这悲剧不再重演。六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小兰幸福地生活在阳光下,相夫教子,侍奉老母亲,愉快地与亲朋好友团聚时,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种由衷的宽慰和宁静。我和她都感激上苍,她因为重新拥有了生命,而我却是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虽然这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善行却可以让人在尘世中心神安逸。作为过来人,我想告诉世界,告诉那些充满爱心的人们,捐献骨髓不会因此而使自己受到影响和伤害,相反,这种行为会使你的生命更富有价值,灵魂会得到救赎和升华而呈现一片光辉。 生命是一道彩虹,愿每个人都能拥抱她。
注:丈夫景一和朋友李刃看完弟弟小五的文章后说:“小五的文笔比你好,写出的东西凝重、底蕴深厚。是的,弟弟从小爱好文学,我们彼此常通信,他的一些信件我至今保存着。 “如禅所讲,世事本来幸福和乐,人人皆因有幸而生于此世,只要善用佛心本性,天地便呈现一片光辉。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修身养性至为重要,纵不能做到心如止水,但起码已到宠辱不惊,不管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会平淡冷静的面对,你们说得对,再苦,再难,总有过去的一天,对未来的期望充满我心,这期望会淡化过程当中的苦难和艰辛”。 “《佛教的故事》,我细读了一遍,受益非浅,感悟颇深。魔自心生,动自心灭,佛祖得以独步三界主要就是心地安稳,知道忍辱德行的可贵。他让我们克服嗔心,多行忍辱。能忍恶行,方能平安,才能消除灾难之祸,忍是大海中的舟航,能渡一切苦难;忍是病者良药,能救垂危病人。如果没有经历此番劫难,我恐怕很难如此深刻的领会忍字的含意。世俗所指的忍,必定掺杂着血泪和仇恨,而佛所指的忍,则是静思后,用智慧见到深远的因果,觉悟后,放弃对受、想、行、识的执着,除去嗔恨、贪欲、散乱、愚痴诸心。这种忍才是大忍,它能滋养心灵,如真能以佛心本性消除业障,那么对人间种种均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了。佛说“百千劫在于一念”,所以修持非常重要,我们平日心存的念头何止百千,读一读佛经会消释不少。其实,周围的一切全凭我们用心去感知,有一份超世脱俗的性情,事物便会改变本来的面目,就如同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正确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认为正在修行。” 200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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